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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明王朝1566》中，裕王妃说了什么话，让张居正羞愧难当？
2. 郑州读后感？
3. 站在苏轼个人的角度看，他的一生是成功的吗？为什么？

《大明王朝1566》中，裕王妃说了什么话，让张居正羞愧难当？

《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经典历史剧，塑造了很多堪称经典的角色。开播以来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也有很多人进行了深度的解读。笔者也喜欢这部剧，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在朝廷定下了“改稻为桑”的国策以后，浙江的地方官员就开始大力的推行。但是因为老百姓不太乐意接受，所以进展就非常的缓慢。

小阁老严世藩就坐不住了，他直接下达毁堤淹田的命令，期望用一场洪水来逼迫老百姓妥协，然后把改稻为桑的国策推行下去。

可是这一决堤不要紧，一下子淹了淳安、建德两个县，几十万的老百姓受灾，没有粮食可吃。而浙江因为本地本来就多种植桑树等经济作物，所以每年需要从外地运送大量的粮食。这么一来，对于粮食的需求就更大了。

按理说，正常调粮的话也能调，毕竟邻省江苏就是产粮大省，往年也多从此地调粮。但是明朝有一个怪事，一旦牵扯到党争的话，这事情就不太好办了，甚至可以说压根就办不下去。

而改稻为桑这件事，恰恰把朝堂之上所有的党派全部给裹挟进去了。这就相当于一个泥潭，各方势力全部掺和进去，谁也没有完全掌控大局的能力。所以与其乱动陷入被动，不如不动以静观其变。

所以当裕王提出能否让户部向浙江调粮赈济灾民的时候，张居正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这个时候就算能调，也不会给他们调了。

接着张居正就针对眼下的局面向裕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既然浙江已经乱了，索性就让他乱下去。既然严党是负责浙江改稻为桑的事情，正好借此机会扳倒严党。

如果张居正这样做，即使能够扳倒严党，也是以浙江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的。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这番话正好被裕王妃给听到了，裕王妃就出来对着裕王、张居正、谭伦三人说了这样一番话：

很荣幸回答您的问题。

题主所说的这段电视情节的背景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当时严嵩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以推行国家政策为借口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但是政策刚施行，就在试点浙江受到了阻碍，浙江的百姓不愿接受改稻为桑。于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想要利用汛期到来在浙江毁堤淹田来推行他父亲的改稻为桑的政策。然而一旦毁堤淹田，大半个浙江都会被水淹没，此时站在严嵩一党对立面的裕王和张居正他们***放任严世蕃的***，使其毁堤淹田，这样在浙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之后，就有了严氏一党的铁打的罪证，成为扳倒严嵩的有利条件。然而这样虽然有了口实，可是数以万计的浙江民众就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而此时张居正他们也知道这种后果，但是他向当时的裕王提议牺牲浙江人民来换取严氏一党的罪证，裕王也表示默认。

可是这样的对话正好被裕王妃听到，因为当时裕王几乎可以确定就是嘉靖皇帝的接班者，裕王妃从家国大义出发，讲明裕王就是以后大明江山的继承者，浙江人民也是大明王朝的子民，怎么能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而且裕王妃以当时裕王唯一的世子为例子，表示当父亲的有义务有责任为子孙创造一个太平盛世。这样的话一说出口，即令张居正及裕王羞愧难当。

虽然依然没阻挡住严世蕃的毁堤淹田，但由于浙江当时的总督胡宗宪处置得当，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联系到历史，明朝时期商品农业经济得到发展，南方水稻的单位产量逐步提高，于是在原来种植传统粮食作物的江南地区开始大范围种植棉、桑等经济作物，同时国家鼓励种植农桑，这样在保证了粮食产量的同时，桑棉的种植增加了国家收入，但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正如电视剧中交代的背景一样。

虽然明朝并没有改稻为桑政策的实施，但剧中反应的阶级矛盾和农业生产现象在明朝中后期确实存在。 虽然剧中严氏一党最终倒台，正义的裕王一方最终接棒大明江山，紧接着张居正进入内阁，并在万历一朝进行大刀阔斧的的改革，一度让明朝实现了中兴，但是明朝农业发展的最大弊端，土地兼并现象并没有得到治理，并愈演愈烈，加剧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最终成为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郑州读后感？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我们看到了极端天气给城市居民生活出行带来的不便，但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了郑州市民面对暴雨时的乐观、善意和昂扬的姿态，以及郑州这座城市在守护市民出行中的不遗余力。

倾盆大雨中，有市民调侃道“早餐店在对面，可是我过不去”，然后有网友隔屏回复“让胡辣汤过来”，包含生活气息的戏谑与对话，尽显郑州市民的乐观与豁达;积水的路边，有陌生人善意地垫上砖头，方便路人通过，几块小小的砖头，却在暴雨中给予路人别样的温暖;短暂的调侃过后，每一个个体又迅速调整好状态奔赴工作岗位，留给暴雨的是最美的奋斗姿态。

暴雨虽急，却总有守护的力量跑赢暴雨。昨晚暴雨降临时，交警部门就开始顶风逆雨指挥交通，万家灯火里，他们的身影让人放心;一大早，民辅警大量出动，提示车辆避开深水区域，推动熄火的车辆，背起路过的小朋友趟过深水区。为了确保出行平稳，郑州市城防办出动市政、人防、房管、地铁、照明、绿化、环卫等相关防汛人员21500余人，76台抽水泵站全力抽排，所有保证居民正常生活的岗位，都有他们迎着风雨逆行的身影。奔波在风雨中的，同样有新闻记者的身影，风雨虽大，他们却希望为市民带来第一手的雨情播报和路面信息……

坚守在暴雨中的一道道身影，用心守护着这座城和城里的人民，铸成了迎战暴雨的坚实防线，他们的背影让人心安。其实，与暴雨带来的不便相比，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善意与努力，以及郑州为维护市民安稳出行的用心和努力。或许这就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城市设施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每一个人却都在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这场罕见的持续性暴雨，必然会给城市排水带来负担，路面积水在所难免。可积水并不可怕，只要有了一个个为之努力的个体，有了城市的及时响应和应对，迎接我们的必然是更加美好的郑州。而每一次风雨的洗礼过后，郑州也必然会凝聚出更加昂扬向上的前进动力和拼搏姿态。

站在苏轼个人的角度看，他的一生是成功的吗？为什么？

苏轼不成功还有成功的人吗，不得志并不是不成功，而只和个人当时的境遇有关，他的作品流传了千百年，试问哪个人的文字书画能达到如此水平。

前几天去故宫，看到他的书法作品，很是震撼，近千年的作品，穿越时光来到我们面前，那种震撼是无法形容的。古人哪怕是失意，只要有作品流传下来，都非常经典的，比如考场失意的张继，在寒山寺的钟声里，失眠写下了《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个失眠，是不朽的失眠，流传了千年，你能说他不成功吗，那我们每个都愿意做那个不成功的人。

苏轼的一生是成功的，他能流芳千古就是他成功的最有力的证明，而且他也会认为自己成功了，因为他活在了中国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中国的精神文化。

我现在就在惠州，就说说苏轼对惠州的贡献吧。

苏轼虽然被贬到了惠州，但是仍然心系百姓，他主要的贡献有传播插秧技术、建造水磨让罗阳溪变成“香溪”、施医散药救死扶伤、为百姓平定纳钱的困难、修建营房安居乐业、修桥筑堤担心运船百姓的安危。

惠州苏轼的纪念馆

要知道当时苏轼已经是快60的高龄了，人生遭到数次贬谪，自己来到惠州都是靠当地官员的救济，而且刚来惠州因为水土不服让自己上火。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苏东坡自己的回答啦。他在不同的时期对自己遭遇的回答是不同的。我们不妨按时间线索看看，最后再来下个判断。

首先，在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新法措施的本意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弊端，苏轼敏锐地看见了，就对新法表示抗拒，并上书神宗，让他“厚风俗”而不是与民争利。苏轼因此失去在中央为官的机会，担任地方官员，在湖州太守任上还因为写诗讽刺新法而锒铛入狱，差点在船上跳河***。乌台诗案爆发后，他来到黄州，开始了贬谪生涯。这一段时间里，他既有“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愤怒，又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寂寞，总之，对自己的处境是较为不满的。

其次，元祐年间，神宗去世，高太后任用司马光等旧党人士，苏轼也水涨船高，担任翰林学士等。这期间苏轼本来可以高枕无忧，却又因为为民***，而与司马光等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最后又去担任地方官，但总体来说，这一段时间他对自己是不太满意的，总有尸位素餐的愧疚感，这不过是士大夫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体现。

最后，宋哲宗亲征后，新党卷土重来，苏轼一贬再贬，从广东惠州被贬到海南。但这一时期，苏轼学道有成，对这些困难毫不在意，写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等佳作，可见这一时期虽然是生命的末尾，并不得意，他却丝毫不觉得失败，反而有自得之意。

总之，顺境时如果无所事事，苏轼反而对自己很不满，而在多次遭遇挫折后却越来越豁达，明白了生命的真谛。究其原因，就在于苏轼把学问、文章和做官融为一体，把儒释道合二为一，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文化巨人之一。

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来问苏轼，他一定认为自己非常失败。

但如果来问后世的我们，答案肯定是非常成功。

盖因为，古代文人以政治为人生在世的唯一出路，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

至于诗词，只是朋友间的互赠，自我心情的抒发，在他们看来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并非功业所在，并不是一个男儿实现价值的方式。

在政治上，他很早就被贬，从广东的黄州、惠州，最后到海南的澹州。可以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被贬中度过的。

他还很早就死了结发妻子，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不可谓不是悲剧。

一个在事业上，感情上都历经磨难的人，你想让他自认为成功，是不可能的。

但对后人来说，他又是极其成功的，因为千年才出一个苏东坡！